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是对当前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反应，是协调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效机制。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则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以来进行了三轮对话，对话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依然没有消除。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8年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举行，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着温和衰退和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重要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备受关注。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和经贸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战略经济对话的展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涉及多个领域议题也更为广泛。从前三次对话可以看出，举行的第四次对话涉及的议题将更为广泛，更具有全局性和全球性。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除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话题外，还纳入了能源、环保、食品安全等具有全球性的议题，其中主要涉及宏观经济与管理、发展和保护人力资本、双边贸易和开放市场、加强投资、能源与环境方面的进一步合作等五方面议题。另外，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预期、次贷危机影响不断蔓延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物价上涨等困难的情况下，确保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共同应对两国所面临的挑战，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是各界所期待和高度关注的焦点。

虽然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切实成果后，但仍有一系列棘手的贸易问题摆在中美两国面前，主要分歧和矛盾还是围绕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尽管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贸易总量中的比例微不足道，而且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许多重要政策，对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十分重视，但仍不能足以消除美方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强硬态度，频频向中国发难，甚至演化为政治问题。而中方认为，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责难和强硬态度不仅显得有些言过其实，而且不免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但美方依然继续给中国施压。中方要求美国不要故意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和美方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以往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加速人民币汇率改革上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侧重的是长期性和战略性磋商，是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合作的重要机制。虽然已经举行的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降低环保产品关税等焦点问题上，中美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毕竟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共识和成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巩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导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台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另外，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能在环保、食品安全等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发挥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定位，将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积极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本着互利双赢、加强互信原则，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切实发挥对话的平台作用，随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扩大对话成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不仅使两国经贸结构形成了很强的互补性，而且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与合作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同时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对话机制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深层次意义所在，不仅体现了中美战略经济关系，也为国际间解决贸易争端树立了新的典范，这也是此次对话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原因。另外，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影响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

（人民网—国际频道）